再回首：百姓通讯方式三十载巨变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普通居民三十年通讯方式的变迁，演绎着电信业改革开放以来的沧海桑田。

    “文革期间，拿起电话机，必须先读一句毛泽东语录，总机才会转接电话”，回顾三十年前的通讯记忆，武汉大学校报的石廷修老师记忆犹新：“总机说，为人民服务。

    我回答，全心全意。”

    70年代末，很多机关和单位的总机都需要话务员发挥中介作用。一旦多部分机需要接外线，总机就告急，话务员工作时往往保持高度紧张，忙起来甚至连喝水上厕所都抽不出空。

    “后来办公室的电话不需要话务员转接了，加拨‘0’以后就可以直接拨外线。”拨电话的程序简化了，但是打长途仍然不方便。石老师回忆，“学校的电话不能打长途，一般得到武大附近的水果湖邮局。”

    据了解，当时老百姓打长途必需经历繁琐的程序。长途电话需经过多次总机人工接转，挂个北京、上海等地的电话，常常得等上半天甚至一天。

    公开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水平的1/10，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

    在80年代，当电话“小荷才露尖尖角”时，电报则迎来鼎盛时期，成为流行的通讯工具。不少“80后”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小学语文考试中做过改写电报的主观题。那时候发电报大约按3分钱一个字收费，字斟句酌成为必要的本领。

    广州邮电系统的老员工陈女士告诉记者，分发电报称得上当时邮电局最忙的活，大规模的邮电局电报班员工有50个人以上。对于老百姓来说，电报也是最为便捷的联系方式，普通电报不到两个小时就能送达，加急电报往往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装一部固定电话，俨然是小康之家的标志。据陈女士回忆，当时装电话可谓大费周折，不少人托关系走后门，还要排几个月的队，最贵时安装费高达5000元左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是已故著名数学家李国平院士之子。据李工真教授家人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大学就为李国平院士安装了家庭电话，属于学校的分机，使用校内的号码。1996年李工真教授乔迁新居时，花3600元才安装了外线电话，而且花费昂贵，很少打长途。

    三十年来，通讯行业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国人的通讯方式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1982年，中国第一批投币式公用电话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公用电话逐步遍布大江南北；1987年“大哥大”开始在国内生根发芽，最初仅700个用户，堪称限量版；90年代，从几十到上千的BP机如雨后春笋涌现，1998年中国BP机用户达6546万，名列世界第一；1995年，我国第一个全数字移动电话GSM系统建成开通；1998年腾讯公司成立，第二年正式推出国产即时通讯先驱——腾讯QQ。

    手摇式电话、拨盘式电话、电报、BP机、大哥大……曾经方兴未艾的通讯工具如今踪迹难寻，无非各领风骚十来年。社会的流行语言也随之变化：从“有事拍个电报”，到“有空请呼我”，从“记得发短信”到“你MSN多少。”

    30年前，拿起电话必须先读一句毛泽东语录。30年后，时尚达人将毛泽东语录设为手机铃声。石老师告诉记者，“我现在更钟情MSN、QQ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方便快捷，还有图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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