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大程度上，前来参加“3G在中国”2004全球峰会的人们都只能像采矿一样从政府、运营商、专家发言的字里行间揣摩中国3G政策走向的真正脉络，嘉宾的级别、发言的次序、某一个新的提法，都在考验着观众的悟性。

　　这不奇怪。对国内外企业而言，中国市场太重要，而对中国市场而言，3G决策太重要，所以不得不慎重。于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此。然而，就在意见的模糊地带，种种猜测甚至谣传如野草般疯长，丝丝蔓蔓，不绝如缕。我们太需要来自核心，或者是接近核心的确切信息。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作为直接支撑政府电信业决策的研究机构，从去年年初起，开始主持国家3G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将直接成为最高决策层作出3G决策的依据。11月10日，在出席“3G在中国”2004全球峰会并作了题为《中国3G决策稳步前行》的发言以后，通信政策研究所陈金桥所长接受了通信世界记者的独家专访。

　　上3G是现实需求中国乐观期待

　　即使是在3G炒得最热的时候，也有人对中国是否非得上3G存疑，有关3G是否有现实需求的质疑更是从未中断过。那么，中国决策层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陈金桥博士认为，中国政府、运营商对3G是乐观期待的。3G也好，NGN也好，竞争与技术进步带动产业演变的趋势不是人为的因素可以阻挡的。多数人士认为，3G产业只有10年甚至更短的生命周期；如果不适时启动，也许会失去一次超越和腾飞的机会。政府、运营商以外，制造商当然更是瞄准着这一巨大的市场。

　　至于3G技术成熟度方面的问题，陈金桥说，当初GSM和CDMA建设的时候，哪有说一开始做网络就没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网络优化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终端和业务运用在商用中都是会起来的。经验表明，如果缺乏大规模商用，一定无法催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欧洲与北美都存在某一个运营商领头部署3G的现象，但陈所长认为中国市场具有其独特性，不一定要照搬国外模式。中外发展3G的起点不一样，国外是容量不足，或者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很高了，它需要非话音业务，这时候它需要的是需求拉动；而中国移动通信的市场普及率还很低，选择3G是因为3G比较成熟，如果不选择3G的话2G同样要扩容，因为中国还要继续扩大普及率。3G有更高的频谱利用效率，有更高的带宽，建设成本也不会比建2G高很多，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要新技术，新网络？为什么非得用2G去扩容？因此用3G来解决2G的扩容问题是可行的。有新的技术为什么不用？对老运营商如此，对新运营商也同样如此。这与标准无关，而主要与市场、服务内容有关，与能不能形成竞争有关。发达国家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90%，中国才20%多一点。一旦给运营商发移动牌照，给予的资源会是3G的频段，其选择当然是做3G。

　　人事变动不必然与重组有关但客观上有利于重组

　　刚刚完成的三大运营商高层对调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纷纷将此事与未来的3G牌照发放、运营商重组联系起来。陈金桥表示，人事变动客观上与竞争格局、3G牌照发放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过，陈金桥说：“人事的调整毕竟比运营格局的调整要简单得多。人事布局与竞争格局调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能够起到创造条件的效果，这可以肯定。不是说做了这个就必然做那个，但是，做了这个就有利于做那个。”

　　陈金桥这么说，显然代表着他本人认同将来运营商会重组。

　　重组过后，业界褒贬不一。GSM协会一位资深专家认为，这种事情只有可能在中国发生。陈金桥对这次人事调整的评价是中性而倾向于积极的。他说，从组织上讲，国资委进行这种调整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资委是大股东，作为出资人，它有安排的权利，而且原任领导的年龄正好到期。至于说对经营与市场，对国内外投资者利益，他觉得调整本身并不会带来实际的影响，调整过程中股市的微小波动说明，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可以消化这种影响的。另外他强调，对调的几位高层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对业务的经营都有相当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是中国自己培养的本土化的职业经理人。中国的运营企业关系到国家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不太可能招聘海外职业经理来做掌舵人，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这种人事更迭是正常的布局。

　　借鉴2G经验避免重复建设提倡异质竞争

　　与此同时，陈金桥个人不否认运营商高层互换与简化3G牌照有关。他在大会发言中强调，牌照出台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对消费者有没有好处，对投资者有没有好处，对整个运营商会不会造成过度的竞争。陈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解释，从2G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两个同一标准的全国性网络产生的竞争效果不太明显，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竞争不对称。当中国联通建成CDMA网络以后，有了一定差异化竞争的资本以后，它的市场效益与用户的忠诚度就逐渐向好，因此考虑3G的时候一定要借鉴2G的经验教训。

　　基于这种考虑，陈金桥代表的研究机构向决策者建议最好不要搞两张全国性的同标准网络。不管发生在哪个标准上，都没有效果，只可能造成浪费，如果强制性要求运营商开放资源，共享基站，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从标准的选择来讲，从全国性网络覆盖，从国有资产的优化来讲，也没有必要发重复的牌照。投入与产出的匹配问题，是中国政府决定牌照数量与标准选择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有资产的优化布局、战略调整，一定要对3G牌照的格局非常有利，这比对谁公平、对谁不公平等问题重要得多。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GSM与CDMA两种标准有“路径依赖”，原来有巨大的存量资源需要利用，GSM向WCDMA过渡，CDMA 向CDMA2000转化，不宜再选择别的标准，去重新改变它的网络。而TD-SCDMA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标准。说到这里，陈金桥明确地表示，三大标准如果各有全国性的网络，就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

　　TD不独立组网可能失去发展机遇

　　目前舆论有混合组网与独立组网之争，陈金桥个人倾向于TD-SCDMA独立组网，不然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为此相关企业需要加倍努力。

　　TD-SCDMA标准被国际组织接纳以后，我国政府对其一向是大力支持的，前期已有20亿元左右研发专项的投入。陈金桥认为，这种投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上。真正要发生影响的，是给它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拉动。所以，TD-SCDMA最好在全国范围组网。如果搞局部组网，一定会被强大的竞争对手所击败，它就会成为市场的配角，谈不上走向世界。在中国国内都得不到发展，那就一定走不向世界。

　　关于TD-SCDMA产业化的进展，陈表示，TD-SCDMA产业化的进程和去年比已经大大加速了，但是从三大标准的测试结果来讲，大家都有些问题，在TD-SCDMA产业链中合作的企业比较少一些，有实力的厂商也还不多，所以略为滞后，还需要时间让它去成熟完善。中国政府对它的扶持政策非常明确。跨国公司，以及其他有研发实力的厂商如果不去做TD-SCDMA，可能丧失商业机会，可能会影响3G布局的进程，但是他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加入产业联盟的行列。

　　技术和市场，研发和商用是互动关系

　　陈金桥认为，在三大标准里面，只有CDMA2000的终端多一些，这是因为它在韩国部署得比较早。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滞后不滞后，一定与商业化部署有关，这是最好的驱动，如果永远是用来测试或预演，就慢得很。WCDMA的系统一点也不亚于CDMA2000，但它为什么终端少一点，就是因为网络部署慢。他说：“以后的终端定制化趋势明显，一种标准只要其芯片稳定，其它都好办，模块、外围的软件、外壳都快得很，运营商的采购能力、厂商的研发实力都在那里摆着。”

　　相对而言，TD-SCDMA目前的厂商比较少，但产业链早已形成，目前等待着市场的催化。如果只是做实验室开发，不做规模的商用，它永远不会成熟。商用以后，跨国公司完全有可能加入到TD-SCDMA产业联盟里面来，它们也不愿错过商机，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企业已经开始接触了。

　　各方猜测具有参考价值但不是真相

　　对于盛传的2005年中发放牌照等说法，陈金桥认为业界的心理预期表并不正确。到目前为止，高层没有任何最终决定，现在尚在比较各种方案，权衡利弊。“也许很快就发放，也许一年以后，进程完全取决于高层决策的判断。”陈说。

　　陈金桥在公开发言中提到，3G政策涉及到产业和市场中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利益相关者，所以今后我国在下一步的3G决策中首先会继续吸纳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参与。据他透露，决策研究必须是系统化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与政策咨询中，所有媒体讨论过的，各方面专家讨论过的方案，电信研究院相关机构和专家全部讨论过。3G决策的确风险太大，所以必须要权衡各个方面因素。“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是我们做研究的前提，凡是有价值的意见，我们都参考。作为研究、咨询机构，我们的责任是把各个方案的利弊都摆出来，让最高决策层去判断。因此，决策层所看到的，远远比媒体、舆论界讨论的要全面、广泛。当然，最终会选择一个什么方案，我们不知道。”

　　陈金桥相信，中国政府的决策不会太慢。3G虽然有风险，但机遇不能错过，要能把握最佳的时间点。研究机构的基本态度是推动决策层把各种因素向有利的方面去看，不要因为局部问题否定总体。一个产业在起来之前，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频率资源的分配是目前考虑的重点，一旦发放，会引起格局的重大变化，决策层特别关注投入与产出二者的权衡。目前，高层领导非常认可3G对整个信息社会的推进所具有的意义。问题是，为了开启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到底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进入这个时代，这个门槛怎么迈，这些问题绝对需要仔细思量，谨慎决定。